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走出去”

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宋丽丽在给留学生上课时,一名英国学生告诉她,课前并不知道中国有鸦片战争的历史; 国外关于这段历史的通俗读物很少。 由此可见,传播中国声音任重而道远。

日前,中国传记文学“走出去”论坛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系列第六卷首发仪式在京举行。 出版《韩愈传》、《林则徐传》、《康有为传》等10部传记。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表示,丛书的筹备工作从2012年初开始,从孔子到冰心,确定了120多位历史文化名人,并聘请了当代著名传记作家撰写,每一本都写一本书的人。 迄今为止,共出版图书60本。 “这样的系列丛书在中国文学创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套丛书翻译成外文,推荐给世界各地的读者。”

传记文学是中国最缺乏的文学类型

《林则徐传》的作者郭学波自称是一位“体验式”作家。 写一个人,首先要了解这个人物生活的地理环境。 于是,郭学波读完所有有关林则徐的史料后,就开始了田野调查。 从林则徐去世的广东省普宁市红阳镇,到他出生的福州左家营的小巷子,再到新疆、江苏、云贵高原、陕甘地区……郭学波花了两年时间重游林则徐走过的地方。 我走过它,然后写了一年。

林则徐在云南做考官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狗日信,日日信,日日信,日日信”,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成汤提出的 3700几年前。 “人只有不断寻求创新、改革,才能向前发展。这种思想在中国自古就有,但西方世界不理解。如果让他们看到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世界可能会少一些。” “乱了,少了,打架、纠缠少了很多。”郭学波说。

著名评论家李丙寅介绍,西方传记文学非常发达,如法国罗曼·罗兰的《巨人三生》、美国欧文·斯通的传记。 许多西方名人的传记被翻译到中国,对中国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时候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性格和命运。 “相比之下,过去中国的传记文学并不是很发达。胡适曾经说过,中国历史文化名人那么多,但传记文学是中国最缺乏的文学类型。”

李丙寅说:“过去,我国对历史文化名人的相关研究很多,但大多是学术研究,传播范围仅在学者之间,不容易接触到普通读者。这次出版的传记文学,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除此之外,我们还借用了文学的表达方式,来激活他们的精神思想。

让中华文化通过活生生的人被世界了解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百胜表示,审视近10年世界出版史就会发现,全球最大的出版商“出版社”愿意花费数亿美元购买书籍版权,基本上都是传记类书籍; 10年间,世界上最畅销的书之一就是《乔布斯传》,而《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是一位非凡的人。 他曾任《时代》杂志主编,还出版过《接吻》。 《富兰克林传》、《爱因斯坦传》等多部畅销传记。

“当乔布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他想把自己内心的一切倾注给一个人,以便给自己的孩子们留下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这个人应该是最可靠、最有力量的,这个人就是他们。”传记作家。” 赵百胜说:“传记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可以使人永生。每个人的基因通过遗传而永生,传记通过文字使人永生。我们需要传记文学。”

今年5月,赵百胜与一群美国教授讨论美国大选。 教授们都相信希拉里·克林顿会获胜。 只有赵百胜不同意,认为特朗普会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我当时问他们是否读过特朗普的书。他们都没有读过,只有我读过。特朗普自传的副标题是‘重塑美国伟大’。每一章都写了美国存在的一个情况这个阶段出现问题,然后分析原因和解决方案,这是非常脚踏实地的。

赵百胜说:“我不是因为喜欢特朗普才谈这个,但我想说,阅读传记文学是了解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从当地风俗到世界人民。我们为什么要读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让中国文化通过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被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可以通过这套书得到体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夏路指出,现在我们说走出去,就是到西方去。 “带着书走远固然好,但走进邻居间也很重要。”

作为东南亚研究的权威专家,她发现这个系列中的大多数历史文化名人不仅在历史上影响过中国,而且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比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儒教都有,更不用说儒教了。 在韩国、日本等东亚文化圈国家,孔子早已是历史文化名人。

夏鲁说:“这套丛书至少有20本可以翻译成越南,比如孔子、庄子、老子、墨子、荀子、孙子……这些人自古以来就是越南的名人,还有曲子。”袁世凯、司马迁、苏轼,与朱熹、梁启超、鲁迅等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历史上也有密切的联系,这套译本不仅能弘扬中华文化,也能增进我们各方面的交流。方面”。

夏鲁介绍,越南目前主动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和其他出版物,包括经典的四书五经,以及许多网络小说。 在越南书店,一整层楼常常摆满“中国作品”。 “如果我们主动引导性地向他们介绍好的作品,对中越关系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把中文翻译成越南语也比较容易,因为这些国家受中文影响很深,很多词都是相似的,不存在理解障碍。”

“走出去”的书应该让外国读者“读”

宋丽丽认为,走出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艰难走出去”,比如近代史上,英国的文化输出往往伴随着殖民侵略;另一种是“艰难走出去”。 另一种是“软走出去”,比如这个系列的书。 出国应该包括两类内容,一是“想了解什么”,比如中国的饮食文化、养生文化;二是“想了解什么”,比如中国的饮食文化、养生文化等。 另一个是“中国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比如鸦片战争的真实历史。 而且,光是书出口还不够; 外国读者也必须阅读它。

乔纳森·哈特(Jonathan Hart),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首席教授、博士。 剑桥大学教授指出,翻译首先要考虑市场。 美国人阅读外文书籍的比例只有10%到20%; 其次,考虑内容。 这些清朝人物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有何关联,是外国人关心的; 再次,我们必须考虑读者。 外国读者很小心,不让他们觉得这是文化入侵。

当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专家、博士汤姆·伦德尔(Tom Rendall)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正在指导一名澳门学生做博士论文,该学生需要翻译大量诗歌,他皱起了眉头。 学生对伦德尔说:我可以每天翻译几个单词,然后你帮我修改一下吗? 因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经常讨论诗歌的汉英翻译,使其既有汉语的本意,又有英语的韵律。

伦德尔说:“通过这个翻译过程,我了解了中国人如何表达自己,学生们也了解了西方的语言习惯,我们俩都受益匪浅。”

赵百胜建议,该系列图书的翻译可以采用一种新的模式: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一起翻译一本书,双方取长补短,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国政表示:“老一辈翻译家罗刚友先生和齐翔先生是中国法语界最高水平的翻译家。翻译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他们都会互相讨论,一个人完成翻译,另一个人修改,保证质量。但是我们现在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完成的,我觉得翻译是一项工作“这需要合作。作为一名翻译,我希望身边有一个相应的人,外国专家可以及时指导,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方式。”

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金力教授建议,在开始翻译工作之前,应将常用专有名词统一翻译,为后续翻译提供标准和参考。 “这首先保证了本书的翻译质量,其次保证了其他作品译文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