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峻

安维峻二十二岁中举人,光绪六年 ( 一八八○年 ) 二十七岁中庚辰科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他一生气质清廉,品性耿直,不阿权贵,不结朋党,仕途不畅。直到光绪十九年十月,才调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 ( 六品京官 )。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清王朝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光绪皇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斗争很激烈。当时掌管军政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主要支持者,主和派的中心人物。安维峻面对国家民族危亡,出于忧国忧民,不顾个人安危,与投降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以都察院福建道御史谏官的合法地位,在十四个月的任职内接连给清政府 上呈奏疏六十五道,直接呈奏光绪皇帝的有六十三道。他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不顾个人安危,义正辞严地抨击了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主和派投降的罪行。特别是光绪三十年 ( 一四年十二月,奏请光绪皇帝《请诛李鸿章疏》,忧国忧民,激昂慷慨、激动人心,声震天下。这份奏章中,列数了李鸿章祸国殃民的罪行,斥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寇来犯时,『其不欲战,固系隐情』,甚至『接济倭贼煤米,日夜望倭贼之来闻胜则怒气而对我军之粮饷火器,则『故意勒扣之』; 『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正气凛然地提出:杀李鸿章以振奋人心 ! 他泣泪陈词 义正辞严地指责了慈禧太后听信奸臣李鸿章与太监李莲英干预朝政、专权误国的丑恶行径。他说 : 『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又说:『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 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可复容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慈禧牵制光绪皇帝行使国家政权的隐私。他还说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安维峻的这道奏章,震惊了当时的朝野。慈禧阅后,勃然大怒,立下谕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光绪皇帝惟恐慈禧太后借此大兴丰狱,大开杀戒,杀害主战派的爱国志士,有意保护安维峻,但又爱莫能助,便在当日果断地以皇帝身份颁发了一道圣旨:『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词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部训遵行,此皆联恪恭求治之诚心,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口妄言,毫无忌惮 ! 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阶端。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赎罪,以示傲戒,钦此。』光绪皇帝这道圣旨,显然是为营救安维峻的生命。但他又怕慈禧加责袒护之罪,便立即召集大臣共同商议,把处分安维峻的决寇奏请皇太后定案。慈禧太后闻奏后大怒说:『即此足了事耶 毋乃己轻 ! 』这时恭亲王奕䜣 ( 道光皇帝第六子,光绪皇帝的伯父 ) 跪奏说:『本朝一一一百年,从未杀谏臣,乞太后原之。』经诸大臣奏劝,太后怒意『始为稍解』。这才决定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始免除了安维峻的杀身之祸。

有关处理安维峻的经过,本属宫廷内部事件。孙主喧《忘山庐日记》有载,光绪二十年十一一月初五日记云 :『新吾言:安晓峰事,天子实为援手。盖上见其奏大惊,急召见大臣,拟旨毕,始并其奏呈太后览……』这壁的『新五口气即两广总督李瀚章之于李经亩。李瀚章为李鸿章之胞兄,与孙宝后一皆系至亲。光绪帝保护安维峻一事,本是宫廷内部之事,外人无从得知。但李经余自由于社会关系特殊,竟获悉事件内情,并透露给孙宝喧,孙复写入日记,因此得以流传。安维峻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冒死直谏,舍己为国的正义行动,获得了圭大夫及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同情。梁启超将安维峻被革职充军事件称之为『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一事也』。《清史稿·安维峻传》载:『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钱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阳州,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比白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在他被滴贬离京临行时,京都好友,特地选择了杨继盛故宅松简庵为他钱行,流涕相送。士大夫们还作画、作序、作诗奉赠送行。有一友人赠联云:『一不学金人,斯为铁汉; 暂留西域,终讨北洋。』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 ( 伯愚 ) 特于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相赠。从此,『陇上铁汉』遂传遍全国。

安维峻离京时,京师著名侠客『铁胳膊王五』 ( 名王子斌,别号大刀王五) 等人,主动亲来保镖,并奉赠车马行资。甘肃赴京参加会试的侯乙青、李叔坚 ( 于锴 ) 亲自护送安维峻至张家口。李叔坚曾作《送安晓峰先生出塞》七律四首相送,其中云 :『己拼一死答君亲,补牍重看泪转新。训政由来遵圣母,狂言何意有孤臣。』『羽书昨夜达甘泉,横海楼船塑渺然。杜牧罪言难再继,公超雾市至今传。』

在五年的访戍生活中,安继峻始终不忘君恩,一片赤诚报国之心不泯。如他《步杨忠憨公韵率成五古二首》诗一瓦:『讨未成,遗恨长终古。他生犹谏宫,褒阙五口其补。』『臣罪本当诛,旷典空前古。平生未报恩,付与儿曹补。』

安维峻于光绪二十五年释还归里后,先后在南安书院、家乡私塾讲学。光绪三十三年夏,在兰州主持总寨《甘肃新通志》一〇五卷、八十册、三百余万言,现已成为研究甘肃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通志》完成后,任内阁侍读。后又辞职,辛亥前夕,曾任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 总教习。宣统三年九月,辞职归里,在家从事农业耕作和著述。著有《四书讲义》四卷、《谏垣存稿》四卷、《望云山房诗集》三卷、《望云山房文集》三卷、《诗文杂集》 一卷等。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在家乡去世,享年七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