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

吴石

(1894年8月—1950年6月10日),字虞薰,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

1911年,吴石与同乡好友吴仲禧一道投身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前后受业4年,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名列全校第一,这就使他全校闻名。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两校毕业时也都名列第一,这更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吴石自己也抱负很高,立志要做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为祖国争光。

吴石在日本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在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他钻研军事和兵学,撰写了一批军事著作。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门生。

在土地战争国共两党对垒期间,吴石忠实地站在一边。直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初期,他仍站在立场,对蒋介石集团还抱有幻想,曾经为对付党及其军队出谋划策。

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他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党,此后一直隐蔽在军队的上层做地下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他们依然一见如故。

吴石满腹军事学问,而却不肯给他带兵的实权,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对此,吴石深感遗憾。

1940年底,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长官部由韶关迁往广西柳州,白崇禧即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的中将参谋长。吴仲禧也在这时调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两位老友又一起共事了。

抗战

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意、失望的情绪。

抗日战争末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仲禧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

1946年9月,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国民防部委任为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巡查、视察部队之便,收集的军事情报。

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此时,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开始倾向。吴石知道吴仲禧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提供条件,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948年春夏之间,吴石将军通过地下党员吴仲禧的介绍秘密加入了党,成为举足轻重的将军级别的“余则成”。他利用职务之便,特别是利用与许多手握实权的高级将领的师生之谊,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大获全胜立下汗马功劳。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仲禧到南京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徐州时,正好“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去了,李树正出来接待。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一起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上,详细标明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李树正代刘峙批准他回后方。吴仲禧立即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潘汉年汇报。吴仲禧后来回忆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吴石却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吴石派随从参谋王强等人率领警卫,将500余箱机要档案从南京押送抵达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

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已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吴石

到榕正式就任时,国共谈判破裂,当局电促速将存榕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派员率警卫运台;另一方面下达“死命令”,要王强会同原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上校,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告诉吴仲禧,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去。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到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免嫌疑,他将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

吴仲禧介绍老同事、原第四战区副参谋长陈宝仓中将随吴石去台,做吴的助手。

1949年8月14日,吴石突接“总统府侍室主任”林蔚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接电后,吴石与单线联系的华东局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防部次长,要到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赴台前,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吴石密召王强到公馆,交代他要“人在机要档案在”。8月17日,福州解放。王强将保存无损的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呈献给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据悉,这批档案资料至今仍有相当高的价值。

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由于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无法通过地下组织将军事情报送给华东局。

1949年10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同年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人民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比原先预订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又名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海峡、海区的海流资料;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

对《关于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特别注意,并查问这些情报的来源。当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解放这一态势,以“复国”、“固守”为中心任务,加强了的军事防务。同时,建立“国防部”“总部”,由其子蒋经国出任主任,对武装部队实施控制。同属蒋经国督导的保安机构也加紧对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

在蒋经国的精心策划下,特务对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1950年1月29日,逮捕了省工作委员会蔡孝乾。在不到一周内,蔡孝乾叛变,供出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其他负责人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党人被捕,情况极为惨烈,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则被押赴马场町刑场遭血腥。

在期间,吴石与华东局女情报员朱谌之秘密会晤达六、七次之多,陆续为她提供了一些重要军事情报。不幸的是,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

1950年3月1日,当局下令以“为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不久,朱谌之便被军警从舟山抓回。特务当局先后逮捕了吴石将军夫人、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1950年6月10日,当局以“为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对“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等四人执行死刑。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密使一号”大案,又称吴石案。

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监5年至10年不等;吴石将军临刑前,他从容吟诵了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烈士。

2000年,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其碑文由长期负责工作的原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亲自审定,吴石将军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